一、“推陳出新”是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和要求

　　經濟不可能始終保持長期高增長狀態，而必然呈現周期性的變化過程，這是需求與供給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生產和生活條件總在隨著經濟增長發生變化，要求供給和需求關系不斷調整、新舊部門發生更替，最終結果是推動結構性改進與提升，從而帶來了經濟發展。原有條件下的高增長達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出現增長率下降和停滯，這時就需要對供給結構進行調整，以滿足不斷變化的新需求，從而啟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過程。

　　在現代經濟社會條件下，經濟往往具備按照一定條件過度增長的傾向，生產供給在金融等杠桿推動下在短期內過度擴張，必然會帶來生產泡沫和過度供給，使供給在一定時間內呈現剛性特征。而在單一生產邊際條件下，生產者具備過度供給沖動，競爭的壓力迫使生產者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獲取規模經濟效益和成本競爭優勢，促使行業出現生產過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容易陷入周而復始的周期之中。

　　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受到生產條件的限制，技術進步帶來經濟增長條件的結構性變化是決定經濟長周期的關鍵。經濟增長的每個階段都是由客觀因素所決定的，其衰退、蕭條與成長、繁榮一樣，都是經濟增長的客觀結果。經濟增長不可能長期保持繁榮，而衰退、蕭條是對經濟結構和供求關系的自發調整，是經濟規律的自然反映，無所謂“好”與“壞”，關鍵在于認識和把握這一規律。

　　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熨平經濟增長的波動，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等，對經濟增長進行總需求管理，甚至采取逆周期操作，對于保持經濟和社會穩定是有必要的，但是卻往往違背了經濟周期性發展的規律，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經濟增長的條件，在進入衰退和蕭條階段后往往還會放大舊產能、延緩產能退出，起到了延長傳統經濟增長過程的作用。顯然，宏觀經濟政策在保持經濟穩定的同時，更應順應經濟增長的周期性變化而采取有效措施，推動經濟的結構性改善和長遠的經濟增長。

　　二、抓穩定與促創新是順應經濟增長周期需要采取的有效策略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8年多，世界各國逐步認識到，此次金融危機不僅是金融泡沫引發的危機，更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所產生的結構性危機，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改變經濟增長條件，為經濟增長開辟新的空間。因此，主要國家紛紛采取結構性改革措施來推動結構調整，一手抓穩定，一手促創新，在危機嚴重之際適度采取經濟刺激政策，在經濟穩定后謀求退出，而“促創新”始終是各國結構性改革的核心。

　　當前，我國面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形勢仍然沒有改變，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適應新常態對經濟形勢作出的重要判斷。現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任務和路徑，就是要通過結構調整為新的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從較長經濟增長周期來看，我國面臨著世界經濟增長下行周期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周期的疊加期。抓住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周期的機遇，是走出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關鍵。要積極對待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更不能違背經濟增長的規律，過多地采用短期的經濟刺激政策來促進經濟重回高增長。高增長必須建立在結構調整的基礎上，建立在新的生產函數上，而生產函數的改變，本質上就是創新。

　　通過結構性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盡快地去除掉過剩落后產能，重新建立供給和需求的平衡關系，更重要的是為新動能的培育創造空間，這是走出新經濟增長周期的關鍵。從國際上看，世界主要國家都在通過結構性改革搶占未來經濟增長的制高點，就看哪個國家結構調整見成效、創新驅動有效果。產能調整不徹底、新的體制機制建立不起來，一旦經濟形勢好轉，舊產能死而復燃，這是我國向創新驅動發展方式轉型的最大制約。從歷史上看，發展方式難以轉變，關鍵在于體制機制的障礙，結構的剛性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剛性。

　　由此可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經濟增長進入下行周期后，讓市場經濟規律發揮作用、建立更加健康有序的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其關鍵在于培育新的動能和生產函數，最終目標是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根本保障是建立和完善市場運行機制。

　　三、發揮科技創新作用培育新動能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正逐步積聚形成，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協調處理宏觀經濟政策與結構性改革的關系，宏觀經濟政策在“穩”和“保”之外，還應體現出一定的結構性和功能性，把重點調整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創新政策上來，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推動生產函數的改變，引導社會資本向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集聚，強化對科技創新及成果應用的支持，推動創新創業，完善市場準入，把經濟政策的重點轉移到新動能培育上。要更多地發揮我國所擁有的較強的制度優勢，更加重視長遠發展，在總量上維持穩定，深入推進改革措施。在發揮好制度優勢的同時，要把握政府與市場力量之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