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福建大田縣城，一位南京口音的老人在喧鬧的大街掛起一塊招牌——“上海照相”。街坊們只知這位新來的師傅拍照技術精湛，卻不知他的背后，藏著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他就是羅瑾，電影《南京照相館》中角色蘇柳昌的原型，冒死藏匿照片、突破封鎖線，為南京大屠殺案呈交了“京字第一號”鐵證。

隨著影片熱映，這位深藏功名的平民英雄，也逐步走進了大眾視野，被更多人知曉。

??羅瑾生前在大田縣柯坑中學給學生們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大田縣檔案館供圖

暗房發現“血證”

1937年12月，日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南京城在血腥中窒息。

彼時，14歲的羅瑾正在南京長江路的華東照相館做學徒。他在自傳《歷史的訴說》里寫道：“1938年元月（1月上旬）的一天，有個日本鬼子少尉軍官，拿了兩個120櫻花牌膠卷，來到華東照相館，要我們為他沖印照片，當時我們并不在意地收下，要他三天后來取。”

然而第二天下午，當底片在顯影液中漸漸顯影，羅瑾全身血液幾乎凝固：砍下的頭顱、衣不蔽體的婦女、秦淮河岸堆積如山的尸骸……他趕緊告訴賬房“舅爺”。舅爺看了照片后神色驟變，再三叮囑他切莫聲張，以免引來災禍。

“我深切知道，照片是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一定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將這幾張鮮血淋淋的照片，想辦法保存下來，是的！一定要保存下來！”羅瑾趁其他人不注意，將底片拿到暗室加印，并將照片藏在角落案板下，用膠布橫豎交叉牢牢固定。

此后，每當有日軍來沖印照片，羅瑾都格外留意，一旦發現記錄燒殺奸淫的照片，他總是秘密留存，總共30多張。

日軍為防止大屠殺真相敗露、引發國際譴責，開始搜查南京市內照相館。其間，曾有日本軍官將長柄戰刀抵在羅瑾胸口，厲聲逼問他是否私藏，羅瑾毫不畏懼。

??作為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的日軍暴行相冊。新華社發

事后，羅瑾深知照片的重要性，挑選出16張照片做成相冊，并用硬紙殼繪制封面：左上角畫了一顆滴血的鮮紅心臟；右下角是一把刀，刀的下方有一攤血；右上角是一個醒目的“恥”字，下方打著一個大大的問號。

“在這場空前殘酷的浩劫中，千千萬萬手無寸鐵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在日寇的鐵蹄踐踏屠刀殘殺下，無辜地死于非命，這是我華夏子孫世世代代永遠不能忘記的國恥。”羅瑾在自傳中痛陳。

為保護這本記錄著“血證”的相冊，羅瑾多次轉移藏匿地點。1941年，他將相冊藏在南京一座寺廟的廁所墻縫里，用泥巴糊封。數日后，相冊突然不翼而飛，察覺到危險的羅瑾立即逃離，輾轉流徙蘇州、上海、青海等地。

抗日戰爭勝利后，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日軍第6師團長、南京大屠殺罪魁谷壽夫等日本戰犯在法庭上矢口抵賴、拒不認罪。國民政府遂號召市民提供日軍暴行證據。

??20世紀90年代，羅瑾（左）和吳旋（右）在南京重逢時拍下的合影。新華社發

1946年8月5日，羅瑾的同學吳旋，將羅瑾的相冊上交給南京臨時參議會。原來，這份丟失的相冊被吳旋意外發現，爾后轉藏于寺廟的大佛座下。

這16張照片成為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谷壽夫看到相冊“面色變，慌亂不能自持”，在鐵證前俯首認罪，被執行槍決。

小城發現英雄

1985年，福建大田縣鳳山西路21號。一塊新掛起的“上海照相”招牌，在喧囂鬧市中毫不起眼。但店主常穿深色格子襯衫、頭戴鴨舌帽、騎一輛紅色嘉陵摩托車，在這座閩中山城顯得格外時髦。

“看氣質，大家都認為他是大城市來的，但他對自己的來歷閉口不談。”緊鄰照相館的住戶范立洋回憶道。

盡管這位新面孔為人低調，但拍照技術堪稱一絕。他為大田人拍攝全家福、藝術照，用快門定格下小城生活的幸福瞬間。作為縣里唯一能沖洗彩色相片的照相館，“上海照相”很快聲名鵲起，成為辦理身份證的指定拍攝點。

“給小孩拍照時，他會用撥浪鼓‘咚咚咚’地哄他們笑，遇到有瑕疵的照片，他會反復沖洗，直到自己滿意。”照相館的學徒郭雪玉這樣描述她的師父。

春去秋來，“上海照相”漸漸融入大田人的生活，成為他們心中的“地標性記憶”。大家也逐漸得知，店主名叫羅瑾，來自南京，跟隨退伍轉業的兒子來到大田，僅此而已。

而他，此時還不知曉那本丟失相冊的下落，對曾經的義舉諱莫如深，甚至連家人都沒有告知。

1990年，平靜被打破。舊友之子提及《文匯報》刊載的一篇文章，講述有人冒死保存日軍暴行照片，這些照片后來成為審判日本戰犯的鐵證。這如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羅瑾沉寂多年的心中激起漣漪。此后，羅瑾多次赴南京求證，確認那就是自己當年裝訂、保存的相冊。

身份揭曉的時刻，則源于一組照片。1994年，大田縣職業中學舉辦甲午戰爭百年紀念活動。時任學校政教處主任的范立洋拍攝了活動照片，送到“上海照相”沖洗。取照片時，范立洋遇到了這樣一幕：

“羅老嘴里叼著煙斗，把照片往柜臺上一甩，動靜不小，嘴里還念念叨叨。”范立洋打趣道，說自己從不賒賬，這樣的服務態度可不行。

羅瑾取下煙斗，“篤篤”敲了敲桌面，沉聲道：“我看照片是甲午戰爭百年記，日軍可壞的，我心里有氣，所以摔在桌上。你們學校包場看《屠城血證》電影，主人公原型就是我。”

范立洋驚愕不已。經過詳談，他才知道眼前這位熟悉的照相師傅，竟是南京大屠殺“京字第一號”鐵證的原始保存者。這段塵封半個世紀的英雄往事，終于在小城的照相館柜臺前，悄然揭開。

大田縣委報道組的記者林春忠在一次聊天中得知這個消息，意識到這是個重大新聞素材，當即拍下羅瑾的工作照，并把照片和稿件火速寄往《三明日報》。

《三明日報》在1994年12月9日刊發了長篇通訊《血證》，羅瑾的事跡瞬間轟動了整個大田。“他回憶歷史就跟講述昨天的往事一樣，就在那一刻，我強烈感覺到這個老人的不平凡，形象頓時高大起來。”林春忠說。

從此，“上海照相”的羅瑾，在大田人的心中擁有了全新的分量——他是“歷史的親歷者”，是“民族的功臣”。小城的集體記憶里，也永遠鐫刻下了一段由平凡老人書寫的、極不平凡的傳奇。

晚年發現新使命

“我舅舅跟我講過，他最開心的就是在大田的這十幾年，也覺得自己的人生價值得到體現。”羅瑾外甥女羅薇說。

身份公之于眾，并未讓羅瑾沉溺于過去的榮光。相反，當歷史的聚光燈終于照亮這位沉默多年的老人時，一種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在他心中升騰。

“這幾十年來，我們國家和亞洲各受害國都在舉證、聲討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二戰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許多受害幸存者、目擊見證人紛紛站出來加以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已是鐵證如山。現在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又興風作浪，企圖歪曲歷史事實，為他們的侵略暴行百般開脫，我們決不答應。”2002年，79歲的羅瑾在接受采訪時神情激動地說。

大田，成了他傳播歷史真相的第一站。羅瑾開始不辭辛勞地出現在大田縣職業中學、第一中學、第五中學等校園的講臺上。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刻意的煽情，他總是一臉肅穆、心情凝重。

他講述1938年暗房里那個渾身顫抖的少年；講述自己如何冒著被戰刀抵胸的危險藏匿照片；講述吳旋接力守護相冊的驚險；講述谷壽夫在鐵證前“面色變，慌亂不能自持”的丑態……講到動情處，他會停頓，深吸一口氣，眼眶微紅，臺下鴉雀無聲。

比口頭宣講更厚重的是文字。在范立洋等人推動下，羅瑾決定：他要親手書寫自己的經歷，為歷史留下更詳實的證言。于是，在“上海照相”那間簡樸的居室里，一盞昏黃的臺燈下，年逾古稀的老人開始撰寫回憶錄《歷史的訴說》。

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他伏案疾書，往事如潮水般涌向筆端，常常寫著寫著，淚水便模糊了字跡。他的手指因長期握筆磨出血泡，就纏上膠布繼續寫；視力越發模糊，他就戴上老花鏡湊得更近。家人心疼地勸他休息，他總是擺擺手，繼續寫作。即使晚年被病痛折磨，羅瑾仍不忘在病榻上撰寫回憶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005年2月5日，羅瑾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醫院，享年82歲。范立洋聯系上了羅瑾的女兒羅夢、孫子羅峰，借來老人留下的手稿，組織大田一中教師黃秀鳳等人錄成電子文檔，并先后修訂了4次，推薦給縣政協文史學習委。

在大田縣檔案館翻閱《歷史的訴說》可以看到，全文是用繁體字書寫的自傳體手稿，共77篇，十多萬字，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從開篇《我的童年》至末篇《抗戰勝利》，記錄了羅瑾的親身經歷。其中，也包括南京大屠殺。

“他從一個歷史的‘搶救者’與‘被搶救者’，到成為歷史的‘訴說者’與‘傳承者’。他在人生的暮年，完成了最深刻的一次自我‘發現’，也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范立洋這樣評價羅瑾。

銀幕發現好故事

2025年7月25日，以羅瑾為人物原型的電影《南京照相館》正式上映。這部被觀眾評價為“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忍住不流淚”的作品，以照片和底片為線索，深刻揭露了南京大屠殺的血腥罪證，引發了全民強烈的情感共鳴。

當被問及為何選擇“照相館”作為核心敘事空間，編劇張珂在接受央視電影頻道采訪時坦言，創作靈感源于對海量史料的深度挖掘與碰撞。

“我與申奧導演、編劇許淥洋及制片人組成了四人創作小組，通過微信群每日共享資料，累計閱讀近千萬字文獻、上萬張歷史圖片，觀看了中、英、日文等多語種紀錄片與專業書籍，更研讀了大量親歷者口述史。”張珂說。

電影深沉的情感力量，深深牽動著羅瑾后人的心弦。女兒羅夢觀影后在微信朋友圈動情寫道：“親愛的爸爸，我今天去看了影片，您的思想留在了人間，我要向您學習，一定不忘國恥，做一個正能量的人。”羅瑾遠在南京的孫子羅峰也說，影片能在全國公映，讓人們記住這段“歷史的訴說”，記住保護“血證”的爺爺，令全家倍感欣慰。

近年來，中國電影業蓬勃發展。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重要節點，如何圍繞重大歷史主題創作出既尊重史實、又直抵人心的精品力作，成為銀幕焦點，也是未來國產影視劇的重要內容方向。

張珂認為，創作的關鍵在于“讓故事娓娓道來，讓人物徐徐展開，讓觀眾真正相信故事與人物”。這種以情動人的敘事，讓歷史不再是遙遠的文字記載，而成為每個觀眾能共情的個體命運。

值得關注的是，“塑造平凡英雄”已成為當下主旋律電影與觀眾同頻共振的新路。如《南京照相館》《覺醒年代》《八佰》《我和我的祖國》等作品，遵循史實原則，賦予平凡人物以豐富的個性特征，打破類型化和套路化的創作窠臼，顯示出可貴的創新意識。

“這些作品塑造的是普通人，塑造的是平凡英雄……這些個體命運，聚焦的是民族記憶、時代精神，聚焦的是一顆顆熱愛這個國家的心。”廈門大學電影學院助理教授歐陽如一說。(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