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法案，批準了美國國會對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發起新制裁。俄美關系當下之種種怪現狀，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組大國關系被深深嵌入美國國內政治結構的外溢產物。

　　特朗普：“理性”的非理性抉擇

　　與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來俄美關系的起起伏伏相比，特朗普當選以來的俄美互動的動力不再更多體現為外生因素。

　　此前的24年中，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系親疏在多數情況下主要是受彼此對國際和地區治理問題的博弈影響。但此次被美國學者形容為“降至陰溝并有可能進入下水道”的俄美關系，并不在于雙方在國際或地區問題上產生深刻分歧，而在于美國國內建制派與反建制派的精英分裂以及更為嚴重的社會和大眾的二元化分裂。在一個后真相的時代，特朗普本人及其團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與俄羅斯里外相通已經不重要了。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精英和大眾中普遍存在且在近期越發明顯的反俄、排俄主義已經生成了一種漸趨固化的地緣政治想象，即俄羅斯在一定程度上操縱了美國大選，而特朗普任何旨在改善甚至只是正常化對俄關系的舉動都會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

　　換而言之，如果特朗普不能在對俄政策上顯示出足夠的硬度，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會自動將這種曖昧姿態視為通俄的證據。因此，特朗普終于低下了他高高昂起的頭，不得不選擇了低調批準國會制裁案。但這種看起來理性的選擇很可能給他帶來更多的挑戰，因此，這一抉擇反而凸顯出非理性的特征。

　　普京：“非理性”的理性應對

　　有意思的是俄羅斯的應對，其背后的理性與非理性因素與特朗普理性的非理性批準恰恰構成了對照。

　　在應對美國國會制裁法案問題上，俄羅斯政府各級官員及作為整體的俄羅斯官僚階層所表現出的同仇敵愾，顯然是一種與美國反俄主義共生的俄羅斯反美主義情緒化的表征。

　　然而，這種看起來的非理性恰恰是最大的理性選擇。一方面，對2016年與俄只有區區200億美元貿易額的美國而言，制裁加碼也不會導致俄羅斯有多大的損失。同時，美國國會將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作為制裁目標，已經引起了歐盟的強烈反彈。

　　另一方面，美國的新制裁至少會有利于克里姆林宮布局2018年的總統大選，普京當局完全可以再次祭出外敵牌，最大限度地動員愛國主義選民。借力打力、用一種情緒化的表達和更多具有象征意義的反制行動，來換取在歐美間打進楔子和在國內政治中獲得更多支持、更高威望，無疑是足夠理性的。

　　總之，俄美關系在特朗普時期已經具備了全新的內部結構。特朗普最終迫于兩黨壓力簽署了制裁案，但又沒有能夠用更強硬的理性選擇來自證清白，最終結果必然是既得罪了俄羅斯，又讓美國內的反對勢力有了新的口實。相較而言，俄羅斯盡管處于被動方，但仍借助于清醒的戰略判斷，用非理性的形式追求理性的最大化利益，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壞事變成了好事。無論如何，俄美關系短期內都失去了好轉的空間。（楊成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